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时候，那时候，父亲在村里的一所小学校教书，每个月才六块钱的工资，却要养活我们一家七口人，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。每年一进入冬季，父亲便提前行动，买来大量的红纸和墨汁，利用课余时间来写春联，在年关到来之时拿到集市上去卖来贴补家用，我们姊妹三个来年的学费包括五哥和云哥的学费也就都有了着落。五哥是三伯家的孩子，我三伯死得早，五哥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；云哥虽然父母健在，可在很小的时候就过继给了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，也算是半个孤儿。

    父亲的书法很好，方圆几十里内没有比他写得更好的了，所以他写的春联非常好卖，当时县里著名的书法家宋照岭老先生非常欣赏父亲，曾经提出要收父亲做他的义子，亲自传授他书法艺术呢。

    那时候还没有用上电，连蜡烛也没有，照明用的都是煤油灯，每天晚上一吃过晚饭，父亲就点上昏黄的煤油灯，在堂屋里摆好需用的一应物什，五哥和云哥帮父亲裁纸，我帮父亲摆放对联，父亲则正襟危坐，在裁好的红纸上奋笔疾书，等字迹晾干后，我再将对联一副一副地叠起来。父亲常常一写就到深夜一两点钟，有时候手脚都冻得僵硬了还不知道休息，等到睡觉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的鼻孔都被煤油灯的烟气熏得黑乎乎的。

    放寒假后刚好临近年关，我们就兵分两路去集市上卖春联。五哥和姐姐一组到南街去卖，我和云哥一组到北街去卖。每天卖个三块五块的，我们就都高兴得不得了，可是却不舍得花两毛钱在集市上吃顿饭，依然步行六七公里赶回家吃饭，要知道花出去两毛钱可是白白地扔掉了两副对联呢！

    一次在北街卖春联，由于天冷，顾客稀少，正在这时，两个穿制服的人向我们走了过来，其中一个人面无表情地向我吼道：“掏一块钱的市场管理费。”我扭头去找云哥，云哥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，看着那人凶巴巴的样子，我害怕极了，眼里浸满了泪花，深怕他把我的春联全部没收了。这时候只听另外一个人说：“你看这个孩子的手冻得跟癞蛤蟆一样，挺不容易的，大人也不在，我看就算了吧。”那人瞄了一眼我冻得红肿开裂的双手，极不情愿地说：“今天算便宜你了。”等那两个人从人群中消失后，云哥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奇迹般地又冒了出来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仍然对那名替我讲情的工商管理人员心存极大的感激。

    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，父亲参加了全国考试并一举中榜，被一所师范学校录取，毕业后成了一名正式国家教师，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卖过春联。（照耀中国）